从山村到燕园

（一）出自幽谷

我生于1964年，老家在重庆市酉阳县。酉阳当时隶属四川省涪陵地区，全县地处于武陵山区腹地，酉水河从县境南部流过，而乌江流入重庆市的地方，就是酉阳县的西北部。我家到我这一代，定居酉阳县已将近三百年，可以称得上地道的土著。我家所在的小山村在与湖北省交界处，远离县城，不通公路。

1971年春，我开始上学。从家里到学校要翻两个小山头。三年级时到公社所在地的小学就读，要翻三个小山头。小学五年读完后，全班没有地方上中学，于是小学的这个班改成初中，两年之后，又变成高中班。我在这所小学上了六年学，从小学三年级开始，1978年时读到了高中一年级。

在这样的山村小学读书，知识水平当然不值一提。高一暑假之前，县里举行了一次考试，成绩好的可以去县一中或二中读高二。记得有一道数学题是，（a-b）的平方在什么条件下大于零。我能读懂题，但完全不会答。可能因为我的语文还过得去，我竟然被县一中录取了。县一中总共只招了三个班计约100人，我所在的文科班只有三十多人，录取率估计不到百分之一，我实在是太幸运了！是这次考试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酉阳县一中不在县城，在县城的是二中，估计这种情况在全国都少见。原因是一中成立得早，曾是四川省立第五中学，长期都是附近几个县最好的中学。1978年秋季开学时，老师说，只要你们认真读，让你们考上大学，这点水平老师还是有的。老师又说，第一个学期，我们按成绩最差的同学的水平教，下个学期，我们按成绩最好的同学的水平教。

老师真的就是这么教的，所以在高二这一个学年里，老师一直在照顾我：第一个学期是因为我的成绩最差，第二个学期是因为我的成绩最好。第一个学期开学时，我只认得六个英语字母，又不认识拼音，所以打算不学英语。老师对我说，还是学吧，说不定以后能考个好大学呢。老先生送了我几个英语练习本，要我每晚去他家，由他单独给我补英语课。我一个农家孩子，能遇到这样的老师，真是太有福气了！我高考的英语成绩有五十几分，据说是全县第一。

高考前几天，老师说，这几天大家都出去玩，可以爬爬山什么的，但不准读书，教室上锁，图书馆也不许去。当时每个同学都只有一条被子，没有褥子，所以需要两人合睡一个被窝，和我睡同一个被窝的同学比我大两三岁，我们关系很好。我们俩都很听老师的话，那几天说不读书就不读书，整天爬山、游泳。这哥们儿本来知识水平高于我，但高考在我们班屈居第二，上了复旦，应该是因为没有我那么放松。

我能轻松地应考，要感谢家父。他老人家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说，知道你学习很努力，不论考得如何，我都对你很满意。家父只读了六年私塾，但他的中文水平足以胜任在大学教授古文，他撰写的对联挂到北大去也不丢人。我在大三暑假时回家，同家父聊天时，说起自己刚读了《聊斋》里的《胭脂》，他随口就背诵了施愚山的判词。他一辈子种地，可能觉得在当时的环境下，乡下人读书也没什么用，所以他自己没有教过我读书，但他总是给我信心，他常说，读书不难。

就这样，县一中只用了一年时间，就让我以384分的总成绩，成为恢复高考后酉阳考入北大的第一人。

（家在武陵山，自幼识饥寒。劬劳生我者，而今梦里看。我到北京上学后，父亲信中附寄的照片。我家合照只有此帧，里面恰好没有我。拍摄地点是祖居木屋前。我在乡下时也经常赤脚，刚到北京时脚上还有伤疤尚未愈合。右边的二弟于1988年考入四川大学，是我们公社的第二个大学生。如今二老都已去世，我兄妹五人也都已经人到中年。）
（二）观光上国

1979年8月下旬，我在湖北省咸丰县一位亲戚家作客。一天清晨，家父来接我回家。他一大早走了十几里山路，显然很兴奋，一见到我就拿出前一天下午收到的录取通知书，让我先睹为快。我却相当平静：此前已经知道自己过了录取分数线，以后不必跟着父亲种地了，对我而言，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所传达的信息，也只有这么多。

接下来几天是乡邻轮流请我吃饭，给我湊路费。印象最深的是咸丰县的一位族叔，派他的长子也就是我的一位堂兄，翻山越岭给我送来了一元钱。这样收到的资助，总计好像接近三十元。

村里没有人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到北京，所以我8月31日就动身了。天刚亮的时候，家母送到村边，流着泪叮嘱了几句，由家父送我赶赴县城。经过两个小时的跋涉，再加上两个小时的汽车颠簸，父子俩于下午到达酉阳县城。

因为在县城没有熟人，买好第二天的车票后，父子俩便在街头闲逛。其间碰到了县招办主任，他是我所在考场的监考老师，我的班主任老师曾敦促过他，监考期间不要“吓唬”某两位考生，因为那是他的“得意门生”——其中一位是我，另一位是同我睡一个被窝的那位同学——没想到主任居然还能在街上认出我来。主任说，快写份申请来，给你补助点路费。我在街边写了几句，主任接过，不久就给我拿来三十元。后来看到“立等可得”的广告，每每想起这一件事。

9月1日，家父送我坐上汽车。车上有两位探亲后返回部队的士兵和一位去部队探亲的军嫂，家父请求他们一路照顾我。至于送到学校，那是谁都没有想过的事情：贫穷真的限制想像力！当日下午抵达龚滩镇。这是酉阳县的一个古镇，坐落在乌江岸边，现在已成旅游热点。我半夜时在龚滩上船，第二天傍晚到达涪陵。乌江在涪陵汇入长江，我在此换乘长江的班船。9月3日上午，船靠重庆朝天门码头。

朝天门码头当时就有帮人搬运行李的“棒棒”。我只有一件行李，是一口木箱子。高考时我还不满十五岁，体检的身高只有一米四五。记得爬朝天门的台阶很是吃力，行李好像是由棒棒帮忙搬的。同行的士兵和军嫂带着我买好火车票后，又游了解放碑，深夜时分登上重庆直达北京的特快。当时的线路需要从成都、宝鸡绕一大圈，火车到达北京站时，已是9月6日凌晨，我的双腿都坐肿了。

从北京站坐103到动物园，再换乘332到海淀，这一段行程是我独自完成的。我从小南门进入北大，当时学校还没有开始接待新生，门卫看我是哲学系的学生，把我领到了38楼。几位七六级的师兄把我领到他们宿舍，带我去食堂吃饭，去澡堂洗澡（平生第一次，以前只在河里洗），凑了一身衣服给我换上。韩信所谓“解衣衣我，推食食我”，估计有所夸张，其实超不过我得到的待遇。

我这样一位师弟的出现，想必师兄们也颇感意外，当晚熄灯后，他们还议论了一阵，谈得最多的是，这种年龄的学生，学校不应该录取到哲学系。躺在师兄们给我安排的床上，我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失落，不禁泪下如雨，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。或许是潜意识已经告诉我：此前的我已于此时死，而此时其实是我的又一次降生，降生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。此时的泪水，或许正是这个新生儿的哭喊，是他对旧我的怀念，对前路的恐惧？

（自行束修日，早充观国宾。燕园游四载，童子得成人。大一时与室友曹晓明师兄合影。晓明师兄为校足球队队员，待我情同手足。）

我的大学生活并不是多么快乐，好像一直都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，还没等到适应的那一天，就毕业了。只有两件事，从中能够明显看出，在北大期间我的变化还是很大的。

一是身体的成长。我们班的一位大哥后来告诉我说，你上学时人很矮，但肚子大，长得像个小地主似的。那当然是多年营养不良的后果。到北大后，伙食大为改善。我毕业时身高长到了一米七八，平均每年长八厘米。那几年我特别能吃，上午到第四节课时，就觉得饥肠辘辘了。班上的师姐们给我粮票，北京的同学有时还邀我到家作客，那都是我改善生活的好机会。

二是我自学了英语。我在北大只听了一个学期的英语课，其中头一个月是由一位中年老师授课。他要求严格，批评我们的英语发音时，不留情面。感谢他让我知道了我的英语发音有多么差。后来我觉得自学的效率更高，就不去听英语课了。北大对学生上不上课管得不是特别严，我逃课较多。由于是自学英语，修满头两年必修的课程后，我并没有中断英语学习。在毕业前搞过一次全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比赛，参赛的人不少，我居然得了特等奖，据说是第五名。毕业时考本系的研究生，虽然落榜，但英语成绩考了80多分，在当时是很不错的分数了。我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，但对自己英语一直比较自信。在接近五十岁时又自学德语，现可以读懂康德的原著了。

（清风吹木叶，微芒下稍头。曲径苍苔暗，照见绿莹浮。——我译的《夜色温柔》卷首所引济慈诗句。这是我近几年翻译的两本书。这两本书都有多个中译本，我相信这两本都经得起对照）

（三）知命乐天

离开北大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感到多少失落。我分到武汉，两年后又调到深圳，如今依然混迹在深圳街头，事业上一事无成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我一直没有弄清楚，北大对我意味着什么。北大意味着出类拔萃，也就意味着出类拔萃的机会。假如明白得早一点，我此前的多次选择，都会不同。这些年我说过的几段话，颇能反映出我理解北大的过程。

2003年，我在毕业二十周年纪念册上写到：“心境的平和，行为的中庸，逻辑的极致，于我而言便是哲学，它帮助我度过了迷惘的四年，使我有了安身立命的支柱。感谢上苍让我与如许多位哲人为伍，祝愿大家平安喜乐。”

这说的是我的北大师友。他们中有学术大师，有成功的商人，有高级官员，有科学家也有艺术家；即令平常如我者，也自有一种气质，能够让人们看出北大的与众不同。我能与他们结缘，何其荣幸！

2016年在酉阳县一中120周年校庆致辞，我说：“我出身于贫苦农家，生长于穷乡僻壤，如果没有母校的教诲，我的世界就只是祖居所在的那一小片山沟，即使温饱可求，识见必难开悟，将如井蛙不可以语于海，夏虫不可以语于冰，精神上一定是贫困的。母校教我读书明理，使我一生免遭精神贫困之苦。我的这一段幸运，各位校友都经历过，相信大家都有同样深刻的感受。”

“使我们免于精神贫困，这是母校对我们莫大的恩德。母校使我们出自幽谷迁于乔木，更令我们变换气质脱胎换骨。母校把一块块顽石炼成了通灵宝玉，使其无论有无补天的机遇，却都有引领社会的才能，其见识之高远，则广弥六合，纵贯古今；其气度之宏毅，则置身于朝堂可以指点江山，辗转于市井可以笑傲江湖。诚如中山先生所言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布衣亦可笑王侯。母校为我们读万卷书指点了门径，是我们万里之行的起点和归宿，对我们恩德至深。”

这些话适用于我的中学母校，也完全适用于我的大学母校。陆九渊曾说:“我这里纵不识一个字,亦须还我堂堂的做个人。”我没有这样的自信，但我现在知道，北大对我的教育，确能让我“堂堂的做个人”。

今年春天，我在老家接待了两位师弟，他们都是北京人。有一段行程只有我们三人，沿着与湖北交界处的河流跋涉了两个小时。乔木亭亭，鸟鸣嘤嘤。虽睹人迹，不闻人声。谷深流急，天若一窟。羊肠坎坷，水寒刺骨。师弟们不习山路，勉力而行。我说：“你们看，我长在这里，老天爷能让我进北大，我满足了，我谢天谢地。”

一生之中，有些事只有归之于天，才能表达出它对自己的深切意义。我曾是北大的学生，这是老天对我的眷顾。

（吾乡一巨石，浑浑当天立。生树树又花，疑是生花笔。右边是北大师弟，2016年夏到我老家一游。）